作者：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美国著名保守派作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大西洋月刊》执笔人，他对西方文化内涵有深度研究。）

日期：2025 年 4 月 7 日（将刊登于 5 月号《大西洋月刊》纸刊）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25/05/trumpism-maga-populism-power-pursuit/682116/

向同情和正义宣战

夏尔·戴高乐在他的战争回忆录中以这样一句话开头：“我一生中始终怀有对法国的一种特定的观念。”而我，一生中也始终怀有对美国的一种特定的观念。我一直认为，美国是一个深受缺陷困扰的国家，但同时也是世界上一股巨大的善的力量。从亚伯拉罕·林肯到富兰克林·D·罗斯福，再到罗纳德·里根及其之后的美国人，他们为自由和人类尊严而战，反对暴政；我们推动了民主，资助了马歇尔计划，挽救了非洲数百万人的生命，使他们免于艾滋病的侵袭。即使我们曾造成伤害——比如在越南、伊拉克——那也是出于自负和天真，而非邪恶的意图。直到 2025 年 1 月 20 日，我才意识到，我的身份认同有多大程度是建立在对美国善良本质的信仰之上——建立在这样一个观念上：我们美国人是一个伟大而英勇事业的合伙人，我们的日常生活因投身于这一事业而变得高尚。

但自那天以来，看着美国以卑劣的方式行事——对待我们在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朋友、对待欧洲的盟友、对待乌克兰的英雄们，以及椭圆形办公室里的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总统——我几乎无法描述我所经历的痛苦。是悲伤？是震惊？还是像置身于某种幻觉之中？也许，最恰当的描述是“道德上的羞耻”：眼睁睁看着国家的荣誉被摧毁，那种感觉既令人尴尬，又令人心碎。

乔治·奥威尔是理解当下现象的重要向导。他深知，人们可以在没有任何善的愿景的情况下追求权力。“党追求权力完全是为了自身利益，”在《一九八四》中，一位党内官员说道，“我们并不关心他人的福祉；我们唯一在乎的是权力。不是什么财富、奢侈、长寿或幸福：只有权力，纯粹的权力。”权力如何展现？就是让他人受苦。奥威尔笔下的人物继续说：“仅仅让他服从还不够。除非他在受苦，你怎么能确定他是在服从你的意志而不是他自己的意志？权力就在于施加痛苦和羞辱。”

唐纳德·川普的预算局局长拉塞尔·沃特（Russell Vought）仿佛是从《一九八四》里走出来的。他在 2023 年一次活动上谈及联邦员工时说道：“我们希望他们早上醒来时不想去上班，因为他们越来越被视为反派人物。我们要让他们陷入创伤。”

自从重返白宫以来，川普让乌克兰人民遭受苦难，让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的移民承受苦难，让我所认识的一些最优秀的人遭遇苦难。我的许多华盛顿朋友是福音派基督徒，他们的使命是公共服务——打击人口贩运，服务全球贫困人口，保护美国免受外国威胁，从事治病救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他们努力按照慈悲与爱的福音去生活。而川普摧毁了他们的工作。他不仅是在对“觉醒文化”宣战，他是在对基督徒的服务精神宣战——实际上是在对一切形式的服务精神宣战。

如果川普背后存在某种主导性的哲学，那就是：道德是给傻瓜准备的。强者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弱者只能承受必须承受的一切。这是所有恶霸的逻辑。如果他的策略有一贯性，那就是：日复一日，这届政府致力于创造一个冷酷无情者可以兴旺发达的世界。这意味着要摧毁一切可能制约强人权力的制度或安排。法律的规则，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都限制了权力，因此必须被肢解。总监察长、军事法官、监督机制和监察机构都可能

制约权力，所以必须被解雇或废除。真相本身也是对权力的制约，因此必须被抛弃。谎言，成为了国家的语言。

川普的第一任期为他的第二任期铺平了道路。他的第一个任期逐渐侵蚀了规范，使美国适应了一种新的政权形式。这为他现在的第二任期奠定了基础，而他正在将整个世界变成黑帮分子的游乐场。我们曾生活在一个意识形态相互碰撞的世界，但如今意识形态似乎已经无关紧要。强人对权力的理解正在大行其道。权力就像金钱：越多越好。川普、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以及世界上其他专制者，正当着我们的面组成一个冷酷无情的轴心。川普主义已经变成了一种虚无主义，它正吞噬着所到之处的一切。

伪民粹主义者

可悲的是，我竟然没有预见这一切，尽管我成年后的人生几乎一直是在这些人中间度过的。我在 1980 年代加入保守主义运动，那时我曾先后在《国家评论》、《华盛顿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社论版工作。

那个年代的保守阵营中，有两种人：保守派和反动派。我们这些保守派认真研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和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著作。

反动派的目标则只是想激怒左派。我们保守派将写作、供稿于知识分子杂志作为人生方向；而反动派更倾向于电视和广播的喧闹场。我们虽属右翼阵营，却拥有许多自由派朋友；而他们则蔑视任何非反建制右翼的人。他们并不是亲保守——他们只是反左。我如今才真正明白，这之间的区别极其重要。

其实我早该明白这一点，因为反动派早在 1986 年 1 月就暴露了他们的本性。当时，一群达特茅斯学院的进步学生为了抗议种族隔离制度，在校园里搭建了一排棚屋。而某晚，12名学生突袭这些棚屋，用大锤将其摧毁，其中大多数人都与右翼的《达特茅斯评论》（Dartmouth Review）有关联。

那时候我就震惊了。种族隔离是邪恶的，是值得反对的。夜间带着大锤突袭，听起来更像是盖世太保的行径，而不是伯克式的保守主义。但保守派知识分子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

我认为，部分原因是我们看不起《达特茅斯评论》的那帮人，他们当中包括劳拉·英格拉汉姆（Laura Ingraham，福克斯电台脱口秀主持人）和迪内什·德索萨（Dinesh D’Souza，右翼政治评论员、阴谋论者）。他们的智识水准显而易见地低劣。我不知道怎么说才算客气，但他们身上那种赤裸裸的野心总让人觉得毛骨悚然——我当时真心以为，这种姿态最终会毁了他们。

但历史偏偏向他们微笑了。一位右翼出版商曾告诉我，卖得好的保守主义书籍不需要写得好，只需要写得足够冒犯左派，就能让反动派群起声援，然后一哄而上去买。这种策略带来了类似《大谎言：揭露美国左派的纳粹根源》（The Big Lie: Exposing the Nazi Roots of

the American Left）这样的书名，也造就了安·库尔特（Ann Coulter）整个人的职业生涯。

“打击自由派”成了可变现的商业模式。当然，左派在这方面确实也帮了他们一把。左派的确把保守派从大学和其他文化权力中心驱逐出去；左派的确鼓吹一种“精英选拔制”的等级体系，使富人子弟受益，而牺牲了工人阶级；左派的确高高在上地对那些他们认为在道德上“未开化”的人说教，从性别到环境，无所不包；左派的确创造出一种压制异见的僵化正统。如果你告诉一半国家的人他们

的声音毫无意义，那么这些沉默者最终势必会掀翻整张桌子。［艾行山：飯不好吃可以改大廚，一定要吃屎嗎？這就是川粉的問題。］

但尽管川普在竞选时打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民粹主义旗号，利用工人阶级的怨愤上台，他实际执政的风格却是（佛州）棕榈滩式的精英主义。川普和埃隆·马斯克都是亿万富翁，都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校友。JD·万斯毕业于耶鲁法学院。皮特·海格塞斯（Pete Hegseth）是普林斯顿和哈佛的校友。维韦克·拉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也念过耶鲁和哈佛。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是杜克大学的毕业生。特德·克鲁兹（Ted Cruz）则是普林斯顿和哈佛的校友。据《纽约时报》报道，马斯克的许多 DOGE 项目员工也来自顶尖学府——哈佛、普林斯顿、摩根士丹利、麦肯锡、沃顿商学院。

这些人，是“藤校虚无主义者”，是《达特茅斯评论》中那些精英恶少的精神继承者。这个政治时代，不是“民粹主义者 vs. 精英”，而更像是一场大学预校中的“精英内

战”：肮脏无耻的富家子弟在对抗自命不凡的富家子弟。

MAGA 的精英靠工人阶级的选票上台，但——相信我，我认识他们中的不少人——他们并不关心工人阶级。川普和他的团队本可以入主白宫后，拿出真正的计划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一个真正关心工人阶级的政府应该试图解决这样的问题：比如，最贫困的美国人平均寿命比富人少活 10 到 15 年；又比如，到六年级时，最穷学区的孩子在学业上已落后最富学区的孩子四个年级。如果他们真的关心这些人，就该提出一项跨党派的产业政策，为工人阶级创造就业机会。

但这些“伪民粹主义者”对此毫无兴趣。他们不想着如何帮助工人，反而专注于与同为精英的左派展开“内战”。在川普第一任期的最初几个月，他们的当务之急之一竟是摧毁他们认为自由派精英聚集的地方——科学界、对外援助体系、肯尼迪艺术中心、教育部、大学。

胸前挂着十字架，心里怀着尼采的保守派

结果证明，当你把自恋和虚无主义混合在一起时，就会制造出一种能够腐蚀一切信仰体系的强酸。

这种“川普式鸡尾酒”已经侵蚀了基督教——一个本应以边缘群体为核心的信仰体系。“温柔的人有福了”“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穷人比富人更接近上帝……耶稣一再明确

拒绝尘世权力。但如果说川普主义有一个核心信条，那就是对世俗权力的不加掩饰的贪欲。在川普主义的圈子里，许多人高调自称是基督徒，但他们并不怎么谈论耶稣；他们胸前挂着十字架，心里却住着尼采——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高中二年级水平的尼采。

在尼采的世界观中，那些关于正义、和平、爱与文明的基督教虔诚言辞，都是弱者为阉割强者而设下的枷锁。从这种角度看，尼采主义是一种“赢家的道德观”。它崇拜异教的美德：力量、勇气、荣耀、意志和自我主张。尼采笔下的超人（Übermensch）——川普和马斯克显然都把自己视作这样的存在——许诺要统治那些病态的、沉溺于同情心的“软弱者”。

二十年前，迈克尔·格尔森（Michael Gerson）——一位毕业于福音派名校惠顿学院的基督徒——协助乔治·W·布什总统启动了总统紧急救援计划（PEPFAR），这个项目挽救了非洲及其他地区 2500 万人的生命。我曾和格尔森一同前往纳米比亚、莫桑比克和南非，亲眼目睹那些曾濒死的人如何康复回家，重新拥有正常生活。那是我作为美国人最自豪的时刻之一。

而如今，沃特——同样毕业于惠顿学院、现为特朗普政府的预算主管——却主张解体PEPFAR。这一毁灭性的决定已通过行政命令付诸实施，无异于判成千上万人死刑。沃特还是《2025 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之一，这一计划帮助铺垫了削弱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路径。USAID 如今被架空，导致一个为 5300 万人提供疟疾防护的项目中止，也削减了本该送到饥饿儿童手中的紧急粮食配给。短短二十年，美国道德上的距离却从格尔森走到了沃特，令人不寒而栗。

川普式虚无主义已经肢解了保守主义。这届政府中的人并不是保守派，他们是保守主义的反面。真正的保守主义者曾信仰稳健而渐进的改革；而马斯克推崇的是鲁莽、瞬间的破坏性革新。保守主义者曾相信道德规范可以约束人、文明化，并培养人向善；川普主义却在每

一个方向上都践踏这些规范，披着通奸、滥权、残酷、幼稚、贪腐和欺诈的外衣向前冲锋。

保守主义者曾捍卫宪政制度和麦迪逊式的权力制衡；而川普则像推土机一样横冲直撞，公然在社交媒体上宣称：“拯救祖国之人不受法律约束。”

里根曾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民主制度，因为他认为民主是最符合人类尊严的政治体制；而川普政府对民主毫无兴趣，对人类尊严同样不屑一顾。

辉格时刻何时再来？这会如何结束？右派中是否会有人最终站出来反抗川普式的冲击？我们的制度是否能承受住虚无主义的攻击？美国是否正在走向毁灭？

2025 年 2 月，在川普第二任期刚开始不久，我受邀在伦敦的一个保守派聚会——“负责任公民联盟”（Alliance for Responsible Citizenship）上发表演讲。与会者中既有彻头彻尾的民粹主义者（如拉马斯瓦米、迈克·约翰逊、奈杰尔·法拉奇），也有中右翼或非意识形态化的人物（如奈尔·弗格森、主教罗伯特·巴伦，以及我在《大西洋月刊》的同事亚瑟·C·布鲁克斯）。

这个会议在某些方面与我过去几十年来参加的保守主义大会相似。我听一位来自塞内加尔的女士讲述她如何努力使本国文化更具企业家精神，遇见一所（纽约）布朗克斯（Bronx）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的校长，该校致力于品格教育。但另一方面，这次会议又显得出奇地不同。

在我的演讲中，我对民粹主义者对西方社会现状的批评表示了一定程度的理解，但我也毫不掩饰地表达了我对川普总统的黑暗看法。不出所料，一大部分听众发出了激烈的嘘声。一个男子当场高喊我“是个叛徒”，然后愤

然离席。但也有不少人为我鼓掌。即便是在那些被 MAGA 反动思想感染的保守领域，也有人已经对川普式的野蛮感到厌倦。

随着会议进行，我注意到隐约的“隐喻之争”正在上演。

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使用的是成长与修复的隐喻：社会是一种需要治愈的有机体，或是一张需要重新编织的社会之网。一位名叫乔舒亚·卢克·史密斯（Joshua Luke Smith）的诗人说：我们应该成为“复苏之种”，为后代种下树木。他的语调宛若福音书中的“八福”宣告：“记住穷人，记住穷人。”而另一些人则使用军事隐喻。他们认为我们正身处一场文明战争之中。“他们”——觉醒左派、激进伊斯兰分子、整个左翼——正在摧毁我们的文化。他们引用了《指环王》中的末世大战，暗示索伦和他的兽人军团正要摧毁我们，而我们是英勇的遗民，必须“打碎

对方，否则就会被打碎”。

这些“战士们”通常认为我这样的人软弱、天真；而我则认为他们是夸大的、自恋的悲观主义者。在我眼中，那些川普追随者不是丘吉尔，而是一群以为自己是丘吉尔的张伯伦。

我理解民粹领袖的诱惑力：他告诉你，那些看不起你的人不仅傲慢，更是邪恶的。他告诉你，一切都快塌了，你生活在文明的边缘。这种叙述令人上瘾：末日迫在眉睫，你的人生因此有了意义与紧迫感。一切都坏了——所以烧掉它吧。我也理解为何那些感到被疏离的人更愿意追随一个高呼“征服”和“战斗”的领袖，而不是一个谈论“修复”和“合作”的人。即使你读过柏克，背过《马太福音》，你仍然可能一怒之下把所有信仰抛诸脑后，去支持那个承诺要做你“复仇化身”的人。

美国也许真的会进入一段民主衰退和国际孤立的时期。建立强大联盟和民主机制需要数十年，毁掉它们只需数周——我们已经亲眼见过。但我仍然对美国能挺过这场危机充满信心。

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包括美国自身，都经历过更糟、更血腥的危机，最终依然恢复了生机。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动荡：国家危机中的转折点》（Upheaval: Turning Points for Nations in Crisis）中回顾了若干案例：19 世纪末的日本，战后的德国与芬兰，1960 年代之后的印度尼西亚，70 年代动荡后的智利与澳大利亚……他们有的经历过战争（日本）、酷刑和“失踪”（智利）、或严重的社会衰退（英国、澳大利亚），但最终都重新站起来了。

美国自己已经经历过多次破裂与修复。现在有人觉得我们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动荡之中，但内战、大萧条甚至上世纪 60 年代末的混乱远比现在更甚——那时美国经历了刺杀、暴乱、一场失败的战争、飙升的犯罪率和社会解体。从 1969 年 1 月到 1970 年 4 月，美国共发生了 4330 起爆炸案，平均每天 9 起。但到了 80 年代和 90 年代，在挺过水门事件、滞涨危机和“卡特式萧条”后，美国恢复了元气。那些破坏最终也促成了变革：帮美国摆脱了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与性别歧视，推动了更加自由与个人主义的时代到来。

但 1830 年代的美国或许才是最鲜明的历史对照。安德鲁·杰克逊是最像川普的美国总统——他贪恋权力、鲁莽冲动、自恋成性，并以仇恨驱动政治。他的反对者称他为“安德鲁国王”，因为他不断扩张行政权力。正如当时罗德岛参议员阿舍·罗宾斯（Asher Robbins）所言：“我们所选出的总统，已将自己变成了一个暴君，宪法已成他脚下的一堆废墟。只要宪法挡了他的路，它连蛛丝都

不如，根本无法束缚他穿越它的意图。”

杰克逊公然无视最高法院的裁决，尤其是在关于（原住民）切罗基民族领地的问题上。他的这种挑战司法权威的行为，今天居然还受到副总统万斯的明确支持。当时的大法官约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哀叹道：“我们虽然名义上还处于共和国体制下，但实际上已沦为一人的专制。

但杰克逊最终犯下了所有民粹主义者的通病：过度扩张，终致崩塌。他因个人对精英阶层的敌意，摧毁了第二合众国银行（可视为美联储的早期雏形），结果引发了一场经济萧条，直接拖垮了他钦定的接班人——马丁·范布伦的总统任期。【注解：这段历史的教训显而易见：当个人权力脱缰，制度就会遭殃；当政治变成怨恨

的武器，国家的根基便开始动摇。而那种短暂的民粹高潮，最终往往以更深重的代价收场——不仅摧毁一个政权，更撕裂了国家的未来。】

插图：里卡多·托马斯（Ricardo Tomás）。资料来源：Heritage Images / Getty；Win McNamee / AFP / Getty。（上半截是杰克逊肖像，下半截是川普照片）

为了回应杰克逊的统治，辉格党在 19 世纪 30 年代崛起，试图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辉格党坚决反对专制，是一种文化、社会和政治力量的结合体。他们既重视传统道德，也倡导进步改革。他们主张监狱改革和遵守安息日，鼓励女性更多参与政治，同时支持强大

的军队；他们支持政府资助的公立学校，以及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政府政策。他们反对杰克逊恶名昭著的《印第安人迁移法案》，也反对民主党反动的、白人至上的社会愿景。杰克逊民主党人强调的是“消极自由”——

“别来管我”；而辉格党人（后来演变为亚伯拉罕·林肯领导下的早期共和党）则强调“积极自由”，致力于赋能美国人民，使他们拥有更广阔、更美好的生活。这种积极自由体现在拓展经济信贷、免费公共教育，以及更强的法律保障（包括正当程序和财产权）等方面。历史学家丹尼尔·沃克·霍伊名著《上帝的作为：美国的变革，1815-1848》尽管我们今天常把 19 世纪早中期称为“杰克逊时代”，历史学家丹尼尔·沃克·霍伊（Daniel Walker Howe）指出，其实塑造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美国的，并不是杰克逊，而是辉格党。

“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推动者、强大国家政府的支持者，以及在人道主义上比对手更能接纳各种才干（无论种族或性别）的人，”霍伊写道，辉格党“推动了美国从一系列

封闭的农业社区，转型为一个通过商业、工业、信息、志愿性组织及政治纽带整合在一起的国际化国家。”回望历史，霍伊总结说，即便辉格党在当时并不是占主导地位的政党，但“他们是美国未来的政党”。

要走出川普主义带来的创伤，美国需要一个属于这个时代的“辉格时刻”。

为重建做准备

当然，我们已经到达了一种创伤性的断裂时刻。一个煽动民众的民粹主义者掌权，并正在摧毁一切。但更可能的情况是，这个民粹主义者将开始犯错，因为无能是虚无主义计划的内核。虚无主义者只会摧毁，无法建设。威权式的虚无主义本质上就是愚蠢的。我并不是说川普主义者智商低，我的意思是，他们的行为常常直接违背自身利益。他们带有病态的自我毁灭倾向。当你建立一个由一个人独揽大权、其他人只能拍马屁取悦他庞大自我需求的政府时，愚蠢就是必然的结果。

威权者在道德上也同样愚蠢。谦逊、审慎和诚实不仅仅是可贵的美德，更是带来良好结果的实用工具。当你用贪婪、欲望、虚伪和欺骗去取而代之，灾难就随之而来。

DOGE 一代的孩子们无疑在某些方面聪明绝顶，但他们对政府的了解，就像我对火箭科学的了解一样少。他们曾宣布削减一项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合同支出达 80 亿美元——但如果他们正确解读了自己的文件，就会发现削减的其实不到 800 万美元。他们还解雇了国家核安全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个机构负责美国的核安全，不久之后就不得不撤回部分裁员决定。川普似乎正试图让一群山姆·班克曼-弗里德（Sam

Bankman-Fried，美国企业家、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式的人物掌管美国的核武库和国税局记录——这会出什么问题呢？

而当川普制造一场不必要的危机时，这危机往往不会是小规模的。他第一任期中“房间里的成年人”——那些曾试图控制危机的人——如今都已不在。无论第二任期的危机会是怎样：失控的通货膨胀？全球贸易战？经济崩溃和股市暴跌？与中国的军事冲突？疫情处理再度失败？又一次违宪、蔑视法院的真正政变？——这一切都极有可能导致他的支持崩塌，历史的天平也将随之转向。

然而，尽管川普主义的崩溃是国家复兴的必要条件，但这还远远不够。它的终结必须伴随真正的公民与政治更新所需的艰苦努力。

进步并不总是平稳或愉快的旅程。在某些时期，国家会在某种范式下运行数十年，直到这种范式失效并被摧毁。当重建新范式的时机来临，进步主义者谈论的是经济再分配；保守主义者谈论的是文化与社会修复。历史表明，两者缺一不可：国家危机的复原需要在社会各个层面进行全面性的重塑。如果你回望几个世纪的历史，会发现这个过程需要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努力。

首先，是全国性的价值观转变。例如在 19 世纪末，美国经历了痛苦的工业化进程，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城市贫困带来了国家性创伤。对此，社会达尔文主义让位于“社会福音”运动。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等思想家相关联）推崇“适者生存”

，声称穷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能力低劣。而社会福音运动（与神学家沃尔特·劳申布什，Walter Rauschenbusch，等人相关联）则强调贫困的系统性原因，包括“镀金时代”企业权力的高度集中。到了 20 世纪初，大多数主流新教派别都签署了《教会社会信条》（Social Creed of the Churches），呼吁废除童工、建立残障保险等制度改革。

其次，是危机中的国家团结依赖于强烈的国家认同——即回归国家的根本精神。他们需要一位领袖，用新的道德使命取代虚无主义的无道德观，或奴隶制之类的非正义体制，就像林肯在葛底斯堡对美国国家意义的重新定义一样。

第三，是公民复兴。在社会福音运动生根之后，19 世纪 90 年代和 20 世纪初的美国人发起并参与了一系列社会运动和公民组织：如联合劝募会（United Way）、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定居屋运动（settlement-house

movement）和美国退伍军人协会（American Legion）。

第四，是国家性的重新审视。正如贾雷德·戴蒙德指出的那样，那些成功实现转型的国家并不会夸大灾难，而是以清醒的眼光评估何处有效、何处失败，并追求慎重、选择性的改革。戴蒙德的研究显示，成功的改革领导者也会为危机承担自身责任。例如，德国领导人承认纳粹历史；芬兰在二战前接受了其对苏联的非现实外交政策；澳大利亚在 1970 年代承认其政治文化和外交政策过度依赖英国的错误。

第五，是政治改革的浪潮。在 1830 至 1840 年代的英国，社会混乱、银行倒闭、严重萧条、骚乱和极端财富不平等相继而至。时任首相的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是一位极具道德操守的领导人，他建立了现代警察体系，削减关税，推动铁路立法（从字面上为英

国工业化铺设了轨道），并促成了 1844 年《工厂法》的通过，对工厂劳动条件进行规范。20 世纪初的美国，进步主义者也推行了一系列有效改革，使国家摆脱了工业化带来的危机。

政治改革的一部分，是权力圈的扩大。如今在美国，这意味着在传统上由进步精英主导的文化领域中（如大学、非营利组织、文官系统和主流媒体），应大规模纳入工人阶级与保守派的声音。

最后，是经济扩张。经济增长可以愈合许多创伤。推动所谓“繁荣议程”——即减少政府管制、增加对创新的投资、扩大住房、能源和医疗资源的供给——是实现这种扩张最有希望的路径。

川普主义必然垮塌，准备未来从长远来看，“川普主义”注定会失败。没有谨慎与谦逊的权力终将覆灭。正如个人只有在痛苦中才会改变，国家亦然。如今，相信这一次或许真的是“不同的一次”。

“川普主义”似乎正在吞噬一切，让人忍不住这样想。但历史不会停止前进。即使在此刻，当我走访全国各地时，我也能看到修复的力量正在社区和街区中悄然集结。如果你参与的组织正在跨越阶级界限建立信任，那你就是在对抗“川普主义”。

如果你是一位民主党人，正摒弃封闭象牙塔式的进步主义，转而支持类似辉格党的、面向工人阶级的繁荣议程，那你就是在对抗“川普主义”。

如果你在捍卫一种包容与多元的道德准则，一种能够维系美国统一的信念，那你就是在对抗“川普主义”。

随着时间推移，价值观的改变会带来人际关系的变化，人际关系的变化会推动公民生活的重建，而这最终会影响政策方向，并改变整个国家的发展轨迹。这一过程开始时缓慢，但正如《约伯记》所说：（注：《约伯记 5 章：7-8 节：上帝，把我的事情托付他。”》“火星终将向上飞升”。（注）“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至于我，我必仰望。”